二战中，苏联БМ13型火箭炮被红军战士称为“喀秋莎”，意为美丽漂亮的姑娘。与此同时，德军士兵也给这种火箭炮起了个“斯大林管风琴”的绰号，因为它发射时会发出特有的、凄厉的呼啸声，使德军闻“声”丧胆。

  早期原始火箭源自中国。14世纪晚期，军用火箭被用于欧洲战争。到17世纪，英国发明家威廉·康格里夫爵士设计了第一枚初具现代意义的军用火箭，并在零部件制造方面实现了标准化。1844年，英国发明家威廉·黑尔提出“弹丸在飞行中旋转，其精确度会提高很多”。黑尔将这一原理应用于火箭，并获得了旋转火箭的专利。

  1807年9月，英国军队向丹麦哥本哈根发射了约300枚“康格里夫”火箭，致使该城大部分毁于火海，2000名平民丧生。

  1827年，沙俄军队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火箭连，并参加了1828年至1829年俄土战争。一战时期，沙俄军队尝试将后坐力小但威力强大的航空火箭安装在飞机上，用于攻击敌方飞机，但由于沙俄高层对火箭技术缺乏了解，其应用没有正真获得相应的重视。

  在当时，军用火箭飞行稳定性差始终没有办法有效克服，造成火箭弹散布大、精度差、射程近。随着身管火炮技术水平的提高，火箭在军队中的地位暂时被取代。

  “十月革命”后，为对抗白匪军的袭扰，苏俄火箭专家设计了可用卡车运载并发射的火箭弹，初步具备了现代火箭炮的雏形。

  1920年8月，缺少火炮重武器的红军，在华沙郊外遭到惨败。红军缔造者之一的托洛茨基认为“稀少而且笨重不堪的榴弹炮，不足以满足仓促建立的红军部队对机动和火力的渴求”，他主张研究发展“不需要炮管的炮兵火箭”。

  由于苏俄高层关注，1921年成立了第二中央特别设计局，所属弹药人民委员会第三研究所经过多次试验和研究，已经能制造出稳定飞行400米的固体火箭和射程超过1300米的航空火箭弹。

  托洛茨基失势后，新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图哈切夫斯基对军用火箭抱有兴趣，并将火箭武器研究发展完全置于其个人控制之下。从1931年到1933年，图哈切夫斯基先后32次视察实验室，多次观看火箭发射试验。但图哈切夫斯基将火箭武器的研究方向引入了飞机与火箭武器结合的“歧途”，实验室首批火箭弹就是供战斗机使用的机载火箭弹。后来获得正式定型的PC82型82毫米火箭炮、PC132型132毫米火箭炮，成为当时苏联战斗机最有攻击性的武器。

  图哈切夫斯基1937年以“间谍罪”被处决后，机载火箭弹研究又开始回归到车载火箭弹的轨道，但在试验中屡屡暴露出飞行稳定性不好影响精度、重新装填不方便、火箭排气对装备造成损害、吉斯5型载车不理想等不足之处。直到1938年10月，这样一些问题才初步得到解决，载车换成吉斯6型卡车，为解决初始散布精度过大重新设计了发射轨道，轨道分上下两排各12条发射导轨，每条轨道携带两枚火箭，一枚在上，另一枚在下，共24枚火箭弹。

  经过近一年的试验改进，设计人员又将发射轨道改为单排8组工字形导轨，取代了双层交错的24联装发射导轨，并在载车驾驶室内安装点火装置，用装甲百叶窗保护载车驾驶室窗户，为载车安装了千斤顶，以逐步提升发射时的稳定性。但在实弹发射时，车辆与目标一定要保持90度角，射击方向则通过载车转向调整。

  1939年，苏联红军与日本关东军爆发了诺门坎战役，PC82、PC132两款火箭弹首次投入实战。

  但是，当配备了火箭弹的苏军战斗机在与日军交手时，由于火箭弹精度很差，战果并不显著，只有苏军王牌飞行员波罗杰伊金使用火箭弹击落了10架日军飞机，更多苏军飞行员的战果，则体现在使用机载火箭弹击毁了很多日军火力点、车辆等地面目标，这为苏联军方提供了新的启迪。

  火箭弹在诺门罕战役中崭露头角，苏军高层开始认真考虑将航空火箭改造成适应陆军使用的移动式火箭炮。

  1939年3月，苏联沃罗涅日共产国际工厂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款车载火箭炮，苏军将它命名为БМ13型。这种火箭炮装在吉斯6型卡车底盘上，发射轨道为单排8组工字形，一次可装载、发射16枚132毫米火箭弹，发射架拥有左90度至右90度的方向射界，最大射程8.5公里，既可齐射，也可单发。为满足试验需求，БМ13型火箭炮试生产了6辆。

  在这种火箭炮的测试中，苏军对其评价很高，认为其在打击密集敌有生力量集结地、野战工事及集群坦克火炮时，有着无与伦比地的毁伤能力。

  斯大林对这种火箭炮也很感兴趣，但伏罗希洛夫元帅却表示反对，原因很简单：图哈切夫斯基“曾支持”发展火箭武器，凡是图哈切夫斯基支持的，“讲政治”的他就坚决反对。此外，苏军总军械部部长库利克元帅，也因这种火箭炮发射时会产生巨大的火光和烟尘，隐蔽性差，自身也缺乏防护，性能尚不稳定，在试验时甚至会出现“掉弹”现象等，提出了反对意见。

  由于伏罗希洛夫、库利克等人的反对，致使这种火箭炮无法定型投产，只能以试用的名义先小批量生产了40辆。到了同年6月份，又增加了17辆的订货。

  1941年6月17日，也就是卫国战争爆发的前几天，朱可夫、铁木辛哥、乌斯季诺夫等人亲自察看了这种火箭炮实弹射击，向斯大林建议尽快投产装备部队。

  在斯大林的亲自干预下，1941年6月30日，也就是卫国战争爆发后的第8天，БМ13型火箭炮、БМ8型火箭炮系统终于正式定型投入批量生产，其中БМ13型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喀秋莎”火箭炮。

  卫国战争爆发时，苏联仅拥有46辆BM13型“喀秋莎”火箭炮，这中间还包括前期试生产的6辆和后来小批量生产的40辆，但都尚未正式装备部队。

  1941年6月28日，苏军莫斯科军区炮兵司令部紧急抽调人员，组建了第一个火箭炮连，任命内务人民委员会军官、36岁的伊万·安德烈耶维奇.费列洛夫大尉为连长。连队仅仅接受了一个星期的仓促训练，在掌握了基本操作方法后，就迅速拉上了斯摩棱斯克前线毫米火箭弹。

  1941年7月14日下午2时30分，费列洛夫大尉的БМ13型火箭炮进至奥尔沙河对岸发射阵地，突然向驻守火车站的德军第5步兵师齐射了112枚132毫米火箭弹。总共8吨重的火箭弹，一下子让4万平方米的覆盖面积变成了火海，德军人仰马翻，死伤惨重，还以为遭到了一个苏军炮兵师的袭击。

  初战告捷，使苏联高层对火箭炮的态度顷刻间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火箭炮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装备部队。据统计，1941年10月苏军只有13个刚组建的“喀秋莎”火箭炮营，同年12月就增加到36个。随后火箭炮开始编入步兵师、步兵军、坦克军、合成集团军的队属炮兵部队，参加了卫国战争几乎所有重大战役，在战争中发挥慢慢的变大的作用。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参战的1531门火箭炮给德军前所未有的打击。此后，包括解放布达佩斯、布拉格、柯尼斯堡、柏林等战役，“喀秋莎”火箭炮都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随着“喀秋莎”火箭炮应用日益广泛，这种火箭炮也得到了两个不同的绰号。一是出于保密需要，“喀秋莎”火箭炮炮车上除印有一个“K”字母，也就是沃罗涅日州共产国际兵工厂俄文第一个字母外，没有一点标志。红军士兵也不知道它的正式名称，就将“K”字母称为“喀秋莎”，这个苏联女性常用的爱称迅速在红军里传播开来。直到今天，俄罗斯的火箭炮发展了一代又一代，正式型号前必缀上“喀秋莎”。二是纳粹德国士兵当然不可能也跟着称火箭炮为“喀秋莎”，但他们依据火箭炮发射时发出的令人胆战心惊的凄厉呼啸声，把它称为“斯大林的管风琴”。

  БМ8型火箭炮。这种火箭炮由РС82型航空火箭弹改进而来，一般会用16联装、24联装，威力比БМ13型火箭炮小，射程也近些，但由于采用T49、T60型轻型坦克底盘为载车，机动性更好，火力密集度更高，适合打击近距离敌有生力量和轻型野战工事。

  БМ31型火箭炮。这是一种架在地面发射的重型火箭炮，发射М30型300毫米超口径火箭弹，战斗部装药达28.9公斤，威力比203毫米榴弹还大，用来对付德军的坚固火力点，射程2800米。М31型火箭炮主要是采用4联装、12发射架。

  在卫国战争最紧张的1943年至1945年，火箭炮的产量是1941年至1942年产量总和的两倍。到战争结束时，苏军已拥有7个火箭炮师，11个火箭炮旅以及38个独立火箭炮营，大多数装备的都是БМ13型火箭炮。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一下，以伊万.安德烈耶维奇.费列洛夫大尉为连长的苏军第一个火箭炮连的命运。战争开始后，这个炮兵连长期处在反抗德国法西斯的第一线日夜，正在行军的费列洛夫连，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布嘎特伊村，不幸与德军渗透的先头部队遭遇。为防止武器落入德军手中，费列洛夫在炮弹打完后，下令将7辆火箭炮车全部炸毁。但由于发射火箭弹和销毁火箭炮耽误了时间，炮兵连被包围。在突围过程中，包括费列洛夫在内的绝大部分苏军官兵壮烈牺牲。后来费列洛夫被追授一级卫国战争勋章，家乡里佩斯特和奥尔沙的几条大街被命名为费列洛夫街。1995年6月21日，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第619号总统令，费列洛夫被追授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

  笔者在浏览网上有关“喀秋莎”火箭炮的资料时，不少网友跟帖询问：当年一些国家如德国、美国、英国等也有类似“喀秋莎”的火箭炮，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军队在使用火箭炮方面未能取得享誉世界的战果呢？对这一点，除了所在国政府、军队对火箭炮的重视程度不同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炮车自行化。前面说过，“喀秋莎”火箭炮发射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巨大的烟尘和火光，极易暴露目标，只能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苏联的“喀秋莎”火箭炮相当一部分都是装在各类载车上的，非常便于机动。

  从史料上看，最初“喀秋莎”火箭炮的载车是苏制吉斯5型、吉斯6型载重卡车，战争爆发后苏联的汽车制造厂多数转产装甲车辆，致使卡车供应紧张。

  1942年后，数量巨大的美英援助汽车就成了“喀秋莎”火箭炮的主要载车，美国斯蒂庞克US6型、CCKW353型卡车和英国贝德福德牌卡车等，都成为“喀秋莎”火箭炮的载车。

  考虑到载车来源和战场机动性，一些“喀秋莎”火箭炮被装在履带车底盘上，如苏联Т40型、Т60型轻型坦克，甚至行驶速度缓慢、机动能力很差的斯大林СТЗ5拖拉机等。此外，为应对山地作战，轻型的БМ8型8联火箭炮甚至安装在雪橇、摩托车和重机枪枪架上等，不一而足。

  但是，二战中其他几个国家这样搞得很少，如德国很多火箭炮都是牵引式的，直到战争后期，才出现了装在SdKfz4型半履带装甲车上的42型火箭炮。

  美英两国虽然也在M4A1型坦克上安装了火箭发射器，但更多的是将火箭炮装在登陆舰船的甲板上，用强大的火力支援陆军登陆。

  二战结束后，苏军为便于装备管理，“喀秋莎”火箭炮的载车才逐步统一为吉斯151型军用越野卡车。

  制造简单化。实战证明，БМ13型火箭炮是一种“雪中送炭”式的炮兵装备，它造价低廉、结构相对比较简单，发射架用低碳钢制造，几个钳工就能将其与载车底盘连接起来，几乎任何工厂都能生产，火箭弹制造也很简单，是遭受战争初期严重损失的苏联军工业，唯一能够大量提供的炮兵装备。此外，这种火箭炮操作也非常容易，大量新兵仅训练半个月就能基本掌握操作技术。

  射击连续化。由于火箭弹炸药装填系数高于普通炮弹，一枚132mm火箭弹的爆炸威力和一枚152mm榴弹相当，再加上射速快，极短时间内就能发射大量弹药，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二战时其他几个国家火箭炮虽然也能实现多枚火箭持续射击，但正式服役后的“喀秋莎”火箭炮，一次就能齐射16枚火箭弹，同时还具备数枚火箭弹齐射甚至单枚发射功能，灵活性很高。

  “喀秋莎”火箭弹除了结构相对比较简单外，装药方式也有别于普通榴弹。由于弹体较长，装药分首尾两个战斗部，即靠近前端引信位置的前端战斗部和弹头尾部的战斗部，两个战斗部同时引爆，其威力比同等装药量的单一弹头更强，产生的冲击波也更大，即使在目标一定距离爆炸，强大的冲击波对目标也具有相当的毁伤力。（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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